2021年6月18日上午十点，由重庆工商大学环球360游戏网站主办，环球360游戏网站社会学系承办的“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高端学术讲座·人类学民俗学系列”第5讲——“公共空间与乡村治理”在重庆工商大学慧智楼91110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徐赣丽教授主讲，我校环球360游戏网站侯明喜副院长主持，社会学系主任罗兆均副教授与谈，社会学系师生共同参与。
一、研究缘起
徐赣丽教授谈到，最早开始研究公共空间，是基于田野发现。2012年，徐赣丽教授在完成有关广西少数民族春节的课题时，调查至侗族，感受到了侗族地区公共空间的独特性。她发现侗寨的公共空间——鼓楼，人流不断，即使在除夕和大年初一都有人。族内老人往往聚集于此，或闲谈或举办活动，幸福感很高。年轻人们做完农活后还会顺带柴火至此，供人取暖。侗族人的节日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度过，而是在鼓楼聚集起来共同度过。由此，徐赣丽教授对侗族的公共空间与乡村治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徐赣丽教授对国内外的公共空间理论进行梳理后发现，相比于西方社会发达的广场文化，我国当代民众较多关注私人生活而忽略公共空间。余秋雨曾认为：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然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因此，中国文化的弱项之一，便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问”（Publc Space）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而中国人疏于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城市，而在传统乡村则有所不同。我国乡村存在民间组织，成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徐赣丽教授认为：“在我国农村，并不是缺乏发展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和基础，实际上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公共空间，只是国家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建设的过程中没有给予很好的挖掘和培育而已。这些社会公共空间并不完全是外生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网络的延续性，是从传统农村的自主空间演变过来的”。徐赣丽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对公共空间的建设非常注重，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共空间内活动，这些公共空间在社区中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有如西方市民社会。如侗寨的公共空间，就非常完好、多样，也常被使用。另外，关于空间的介绍很多，但解释不多。我们应该意识到，当支零破碎的文化现象作为良风美俗被宣扬时，就容易失去学理的思考。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背后隐藏的逻辑主线。
紧接着，徐赣丽教授对公共空间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她认为，公共空间是与私人空间相对的，主要为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互动提供可能和方便，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言谈和行动的公共且开放的场所。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关联，公共空间本身是“物质的”“中性的”。不过，哈氏要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而公共领域是大众参与的领域，当然需要一定的公共场所作为活动的空间，故公共领域并非总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空间，有时也指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哈氏强调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主体不能彼此没有交往行动，而这种交往行为往往需要一定的公共空间提供平台。由此徐赣丽教授指出，研究空间内的文化构成及其与文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拓展民俗学科新视角和新领域的一个选择。
二、公共空间研究的新趋向：第三空间
徐赣丽教授强调，本研究所指的公共空间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社会交往意义上的，类似于“第三空间”。何谓“第三空间”，其由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提出，指在家庭居住生活空间（第一空间）和职场或生产空间（第二空间）之外，不受功利关系限制的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地方），如城市中心的酒吧、咖啡店、图书馆、城市公园等。在许多传统村落中，家庭生活空间（第一空间）、生产空间（第二空间）与社会交往或休闲娱乐空间（第三空间）是高度重合的。但在侗寨，第三空间却很突出——第三空间通常比家更像家。在早期社会，第三空间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是村庄中最宏伟的结构，占据村庄的中心位置。
第三空间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
1、中立性
于第三空间，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随意、非正式，甚至能享受比家中更多的亲密关系。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聚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主持人，所有人都可以感到宾至如归。休闲和对话是主要活动。
2、可访问性（可获得性）
提供最佳和最完善的服务，吸引大多数人前往并不断重复访问。几乎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独自一人去，并确保能够结识熟人的那些地方。每当寂寞或无聊的恶魔袭来，或者当白天的压力和挫折要求放松时，拥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一个强大的资源。这些地方证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3、第三空间是第二个家
私人住宅和第三空间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家是私人场所；第三空问是公共场所。家庭主要以异性关系为特征；第三空间通常用来接待同性。但第三空间与家同样也有相似之处，徐赣丽教授从西蒙关于“居家”的标准角度对此作了阐释。
第一个标准是“根之所在”。第三空间的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如果有人缺席很快就会被注意到，在场的人会互相询问缺席成员的情况；
第二个标准是“占有”，即对一个不需要实际所有权环境的占有和控制感。常客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群体的贡献。他们是有良好地位和声誉的成员，是组成这个地方的群体的一部分；
第三，家是个体再生或恢复的地方，任何身体不适或筋疲力尽的人在家和医院休养，但就精神的再生、放松而言——就社会的再生而言——第三个空间是最理想的；
第四，家给人“自在”或“自由”的感觉，“它涉及个性的积极表达，在环境中的自我主张”。在第三空间，能够在交谈、开玩笑、戏弄、胡闹等行为表现中，可以做留下自己印记的事情；
第五，温暖。友善、支持、关心才是温暖。快乐和陪伴的结合会散发出愉悦的气息，增强生活的感觉。无人共享的地方缺乏温暖。
第三空间的特色主要是由它的常客决定的，以一种有趣的气氛为特征，这与人们在其他领域严肃地参与形成对比。虽然“第三空间”与“家”的环境截然不同，但在心理安慰和支持方面，它与“家”具有相似性。
三、侗寨公共空间的形态和功能
在这一部分中，徐赣丽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侗族的情况。侗族（The Kam People），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汇处，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人。侗族使用侗语，原无文字，沿用汉文，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木，其特色文化为大歌、款及补拉等。
然后，徐赣丽教授又将话题转移到公共空间上来。她指出，侗寨空间布局的总体特点有三：1、在保证保障农业生产用地的前提下，注重公共空间建设，节约私人建房用地；2、公共空间有特别的重要性和共享性；3、呈现以鼓楼为中心的放射性分布。由此可看出，侗寨的聚落特点是注重公共空间，而侗寨公共空间的利用表现出尽可能的美观性和团聚性，因此公共空间是村寨团结和兴旺的特征，也是侗族共同的认同符号。
侗寨的公共空间与村民的公共生活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其公共空间为村民的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而公共生活的需要又促进了公共空间的营造。公共空间内频繁的集体生活和平等交流有助于讨论通过和激发大家维护村落内部的公共事务。这样一种内在循环机制，使侗族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保护和传承，同时也有助于形成村落内部的凝聚力，使得侗族地区成为一个秩序良好的和谐社会。乡村治理可以通过增强公共空间的活力，实现低成本高成效的运行。
徐赣丽教授还列举出了侗寨主要的公共空间形态——鼓楼与风雨桥，并以鼓楼为例，分析了这些公共空间的功能。鼓楼是侗寨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形态。“未建村寨，先建鼓楼”。楼内通常都有一面牛皮大鼓，以鼓声来发布警报、紧急集会等信号，故名为“鼓楼”。起初仅作为男女青年歌唱相会的场所，后逐渐增加议事、集会、祭祀、讲款等功能。风雨桥被视为侗族文化和侗族精神的象征，往往会建造在水流平缓的地方。建造首先不为实用，而是为村寨挡风水。侗族人认为在水口建桥能把河流上游的财气、福气拦截积聚起来，使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类公共空间多建在村寨下方的河流上，故称“风水桥”，又称“福桥”。此外，桥还是侗族人生来死去灵魂必须经过的地方。
鼓楼是应急联动中心、政治活动中心、日常休闲空间、老年活动中心、文化传承场域和新闻集散中心。如，若是村赛遭遇突发紧急事件，如房屋或山林失火等大事，就有人登上鼓楼击鼓唤众，是为侗寨的“应急联动中心”；当村寨有重大事项，寨老齐集鼓楼议事，并在鼓楼或鼓楼坪召开全村大会，乃是侗寨的“政治活动中心”。总之，在传统乡村社会，族权或绅权享有较大的作用。与汉族地区不同，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其乡村治理除了宗族的力量，寨老制度也是很重要的，现代社会逐渐发展成为“老人协会”，参与区域政治事项管理。徐赣丽教授展示了众多侗寨的实景图片，以此说明鼓楼的其他功能。
四、侗寨公共空间的生成机制
徐赣丽教授将侗族公共空间的生成机制归结为两点，一是群体意识（内在动力）。侗族群体意识突出，具有明显的聚族而居的特性。这在歌逗、约款盟誓的牛、家族制度的“斗”和“补拉”中可见一斑。涂尔干提出，集体情感只有固着于某种物质对象，它本身才能被意识到。而侗寨的公共空间就是承载侗族人民族情感和记忆的载体之一。二是乐捐（物质基础）。侗族人存在积善助寿的观念、大公无私的美德及“修阴功”的理念。侗寨至今都存有大量碑刻，记录着捐款出力的人员姓名。
侗族社会是群聚社会，他们把村寨称为“团”，认为“鱼要成窝，寨要成团”。换言之，侗人要像鱼窝那样聚居在一起才有力量。侗族社会凝聚性强——在社会关系上，侗族“是一个自我保护、自我协调、自我教育的组织”；在经济上，侗族“是一个互助的、由多个家庭联合起来的大家庭”。正因为如此，其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才如此丰富。
徐赣丽教授认为，要把在田野中找到的不同元素放在同一个网络里，从不同的角度去把这些元素串联起来，才能成为研究。对于一些民风民俗，不要觉得是迷信就直接进行批判，要学会包容和理解，因为这些所谓的“迷信”对消除人的焦虑等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侗寨公共空间的启示
徐赣丽教授借用哈贝马斯与阎云翔的理论强调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主体不能彼此没有交往行动，通过交往理性，一个社会或生活共同体的成员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理解；建立大家认同一致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阎云翔表达了对农村公共生活缺失的极大担忧：“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在侗族村寨的空间布局中，中心性和界域性的有机结合，于心理上形成了侗族村寨共同的归属感，共同的利益关系及共同的心理认同，建立起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主要表现为在处理自身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通常都视维护宗族、村寨、款组织的群体利益为自身的神圣权利和义务，并在思想情感深层和行为方式表层，体现出个人对集体的依附。
侗寨各种公共空间的存在为村民的交往提供了条件，使交往的频度增加，密度增大。社区里众多公共空间的存在，为村民的碰面和交流提供了可能。侗寨的空间结构与文化、生活方式相互呼应，并在集体社会生活和社交场合中，村民的社区归属感被强化，而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培养了大家的集体情感和民族审美爱好，以及集体人格特点。
村民借助公共空间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获得了更多的心理安全和情感寄托。社区空间不仅能够形塑社区居民的行为表现与性格，而且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空间建设和空间内的活动，使自已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们时常聚集在这些公共空间，每个个体与附近居民、社会团体、组织等发展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并在心理上形成了共同的归属感、共同的利益关系及共同的心理认同，建立起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群体生活更易提供一种向心力和情感依托。侗族公共空间的公共生活强化了侗族的凝聚性和社区的自足性，这种空间可以看成是侗族社会文化的灵魂和文化象征。
与侗寨形态多样且使用频繁的公共空间相比，现代新农村和现代城市住宅小区的建筑由于缺乏物质和人力支持，缺少中心性和公共空间，缺乏满足居民社会交往需要的平台，而有的公共空间即使存在，但使用起来不够方便，或使用成本过高，未能唤起人们的公共情感。此外，没有合适的公共空间，导致社区生活缺乏向心力与和谐，而很多住宅区的居民老死不相往来，人们日益成为“原子化”且疏离的个人，其人际关系冷漠，带来许多精神和情感困扰。进而言之，由于缺乏公共空间及其公共生活，人们在心理上不易形成共同的归属感、共同的利益关系及共同的心理认同，这将使社会失去共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因此，如何建设公共空间和营造健康有益的公共生活，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侗族的做法无疑具有启示性。
六、互动与总结
在互动环节，我院社会学系主任罗兆均副教授首先对徐赣丽教授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并从自身经历出发，阐述了自己对徐赣丽教授讲座的理解。
随后，我院学生积极参与提问。有同学问到，侗寨的老人协会是怎么成立的？成员如何挑选，和现在的村委会、居委会有什么联系？徐赣丽教授解答到，侗族人一满50岁就会自动进入老人阶段。老人如果在外打工做过重要工程且受大家信赖的话，就会被推举成老人协会的管事成员。这里边有一套传统的管理体制。至于与“两委”的区别与联系，徐赣丽教授讲到，寨老主要管民间公益事业、居民关系；村委等管行政、国家政策上的问题。两者的权力有浮动，但也有人说某些情况下老人协会也会凌驾于村委之上。因为村委经常没人，大门紧闭，而鼓楼却经常有人，有什么活动也是在鼓楼举办。此外，鼓楼也是比较漂亮生动和有活力的空间，更加吸引人。还有同学问到，在建设城市公共空间时能不能借鉴侗族的经验，依靠共同的文化信仰等建造第三空间？徐赣丽教授认为当然可以。她认为，美国汽车公寓就是一个反面例子。美国曾为退伍老兵修建汽车旅馆作为居所，但这个社区却独立得连街边小店都没有，因此无法提供地方认同感。实际上，饭店、咖啡馆、杂货店等公共空间对居民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们利于人际交流，将人整合起来，但在中国，单位制、商品房制阻碍了这种文化的发展。要知道，只有当人们想去安心地享受生活时，才会有地方认同感。
最后，本次讲座于在场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