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5日晚19:00，由重庆工商大学环球360游戏网站主办，环球360游戏网站社会学系承办的重庆工商大学青年社会学者网络讲坛（第四季·总第二十讲）“数字人文与民俗学发展”第四讲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此次讲坛有幸邀请到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张建军博士为我们主讲“记录口头传统：从书面文本到数字技术”，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丁晓妮博士与谈，孟令法博士主持，校内外近50名师生共同参与。
此次讲座张建军博士从以下四个板块围绕主题进行讲述：一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口头传统”；二是“从口头到书面记录的省思”；三是“口头传统的现代技术维度”；四是“朝向数字技术的口头传统”。张建军博士通过以上四个板块梳理了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向，内合于口头传统研究由静态文本向动态演述转变的学术理路，探讨了现代信息技术与口头传统的交融问题。
一、作为文学作品的口头传统
张建军博士首先对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定义进行了阐述，他引述了民俗学家朝戈金研究员对口头传统的定义，即广义的口头传统指人类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例如史诗、神话、故事、歌谣等。张建军博士认为自从人类掌握语言以来，口头传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交流的主要信息技术，而且还一直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在承载文化记忆，凝结文化情感，以及传递文化认同等维度上都占据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这些口头艺术不仅高度形塑了人类文化的过往，而且还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因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从关注人类文化前途和命运的视域出发，记录、研究和保护口头传统是人类重新认识自我文化体系和文化格局的一个自省过程。
张建军博士将中国文学体系划分为“文字书写的文学与口头演述的文学”“文人的文学和民众的文学”及“汉族的文学和少数民族的文学”三大类，认为古代“精英阶层”掌握书写传统，并持有“识文断字”的特权，普通大众主要借助口头传统传情达意和传递世代沿袭的群体智慧和文化记忆。对于无文字族群，口头传统更是存储族群记忆的宝库，涵养民族精神的源泉。
张建军博士提到，中国现代学人重视口头传统的标志事件是1918年于《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并诞生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口头传统记录文本。与古代官方机构搜集记录口头传统以补察政治之得失的目的不同，追求“文艺的”目的构成了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学体系中，民间社会流传的口头传统不具备“文学”资格，正是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其“文学性”和“文学价值”才引发了大批学者的关注。口头传统被纳入中国文学体系，因其白话、通俗、自然等特征构成了对抗旧派“死的古文”的一股重要势力，充当了文学革命的先锋。简言之，反帝反封建时代思潮下的文学革命造就了口头传统文学性的发现，反之，这种“文学性”取向奠定了20世纪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主要范式，也直接影响了口头传统文本的制作方式——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制作和研究“文学作品”文本，至20世纪末，民间文学书面文本的数量虽仍在增长，但在民间文学研究理论范式的更新上却相当迟缓。
总而言之，张建军博士认为以制作文学作品为导向的口头传统文本记录模式虽然保留了口头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是未能实现从叙事内容到演述过程呈现的转变，以致于无法在演述的过程性维度上揭示出它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技术的根本特征。
二、从口头到书面记录的省思
传统的口头资料采录就是将口头传统转录为书面文书，它强调书面文本在字词上对口头演述文本的忠实记录，中外民俗学者莫不如此。
张建军博士向大家分别介绍了特德洛克和戴尔·海默斯的文本分析方法。特德洛克在文本分析中要记录更多演述特征以划分文本类型，他将声音及动态过程融入书面文本，其特征是声音的再现。戴尔·海默斯的文本设计呈现出口头传统的诗学特征，以认识某一族群内部的文类观念和审美范式，而这些特征则是传统的再现。戴尔·海默斯对口头传统的迻译策略更多地关注于口头叙事的结构，进而发现其普遍性的本土传统特性，而特德洛克对口头传统的迻译则主要关照口头传统的语体，目的是探索书面文本呈现音声表达的可能性及其方式。不过，两者也存在共同的学术追求，即超越传统诗学的框架和概念限定，在多样化的口头传统中探求其审美风格。这种研究思路从“目治”转向“耳治”，从而更新了口头传统的文本制作观念。
张建军博士以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对迈克尔·欧文·琼斯的访谈文章为例对此作了进一步讲解，该文章采用了与特德洛克类似的文本制作方式，以各种符码试图最大程度地复现口头的语体特征和音声模式。张建军博士认为这种文本模型复原了口头叙事中的某些现场语境要素，为文本阅读者带来了一种“声音”的体验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口头叙事的过程性。然而，特德洛克式的文本模型由于需要大量的符码来标识音声特征、身势语等，不仅文本制作过程极其繁琐，更重要的是，不同学者规定的符码含义也不尽相同，因而这种文本制作模式在实践操作上遭遇到了瓶颈，但在实践意义上，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发展路径内合于口头传统研究从静态文本到动态演述的整体转向。因此，在从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维度的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文本记录与学术理路的内在关联，口头传统的文本记录其实是内化于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三、口头传统的现代技术维度
张建军博士谈到，书面文本呈现口头传统的方法已经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然而，假若从口头传统的演述语境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口头传统是一种借助口耳等身体器官，有时还包括乐器伴奏，从而在人与人的生活互动中，以音声等多种形式予以演述、交流和接受的文化表现方式。不过，书面文本在呈现口头传统语境的复杂性和音声的穿透性上比较乏力，难以较为全面地迻录演述情境中的口头传统，这也是文本记录模式无法突破的主要瓶颈。随着现代录音和摄影等技术在口头传统记录中的应用，口头传统研究获得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当代口头传统的田野作业中，录音笔、摄影机、摄像机等记录设备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辅助性采录工具。总之，现代技术已经融入田野作业，口头传统的记录媒介和呈现方式正处于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
随后，张建军博士向我们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的诞生及其与现代记录设备使用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口头程式理论的诞生是问题导向下技术革新的结果，经过改造的录音设备使学者探索史诗演述中的创编及其方式成为可能。除学术领域外，技术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古老的口头传统与晚近的信息技术之间好像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时代鸿沟。然而，从口头传统的生存和发展路径来看，技术其实是内化于口头传统自身的一部分。技术之于口头传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保护或记录工具，同时也是口头传统演变和呈现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技术内嵌于口头传统是规律使然，是口头传统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从口头传统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出发，使用数字化等相关技术设备来呈现和记录口头传统，不只是一种外在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内生的必要方式。实际上，口头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运作方式极其相似，而美国史诗学家弗里及其团队关于“人类思维通道”的研究表明，古老的口头传统与晚近的互联网共享着某些信息传递规则和结构。
口头传统的记录工作正在伴随着以书面文本记录为主导的“记录民俗学”向“数字民俗学”时代转向并因此发生着深刻变化。学术研究不仅受惠于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同时技术也已经内化为学术研究向纵深领域不断迈进的现实需要。总之，从口头传统的研究理路及其发展脉络来看，新兴的现代技术正在构成古老的口头传统在当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深度交融极大地拓宽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空间。
四、朝向数字记录的口头传统
张建军博士认为从20世纪末至今，研究者使用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设备采录田野资料，已成为中国口头传统田野研究的新常态。民俗学者业已开始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增加技术运用，并在民间交互中获取其固有的动态性，从而消解建档的静态性。为了捕捉一些讲故事会话或布道的现场感，民俗学者最初搭配使用拍立得相机（Polaroid cameras）和录音机。为了捕捉静态相机无法拍摄到的口头报告（oral presentation）中的身势、笑声和细微差别，随后出现的电影摄影机以及稍晚发明的视频摄影机被引入这门学科，而且它们还可以捕捉磁带录音机无法记录的报告人的视觉图像。口头传统演述是一个动态过程，与传统书面记录相比，录音、录像等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它们让研究者有了呈现口头传统动态本质及其回溯演述细节的可能性。
通过音视频文本和书面文本的对比，张建军博士认为音视频文本有如下优点：（1）突破文字记录的限制；（2）复归口头交流的现场；（3）实践全观的口头诗学。
此外，张建军博士还强调了当代口头传统数字化记录依然面临着书面文本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理论难题，即如何选择记录和保存口头传统的现场演述情境和文化生态系统。蒸蒸日上的数字技术虽然为口头传统的记录提供了无限可能，但是技术只是辅助手段，换言之，使用技术并不意味着记录工作的臻至。具有数字化功能的现代采录设备可以为呈现口头传统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然而技术本身能否受惠于口头传统，还需要关注口头传统本身的特性。事实证明，记录效果与指导理念密切相关。如在全国非遗普查工作结束后，各地在验收非遗普查成果时，发现“音像资料残缺不全，拍摄角度不符合要求”“‘表演’式的录制较多”“拍摄视角多数都偏移了‘非遗’的特性”，等等。技术和理念在口头传统的记录工作中缺一不可。概言之，口头传统的记录工作在采纳数字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和必须要关注到理念的问题，包括当下和未来的口头传统研究走势，以及以“确保口头传统存续力”为核心的保护理念。
在结语部分，张建军博士提出要以口头传统“演述事件”，特别是“这一次演述”为采录核心。其次，需要将数字技术运用内化为口头传统研究者的田野技能和学术素养。最后，实现数字化技术的学术目的需要以学术旨趣和保护理念为规训。
五、互动与总结
在互动与总结环节，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系孟令法博士首先对张建军博士的精彩讲座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并对此次讲座内容进行了简单总结。孟令法博士认为口头传统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做好建档工作，收集资料是摆在眼前的重要问题。游戏、动漫和影视中神话元素的应用就是目前口头传统数字化的重要表现方式，而如何做好“影视民族志”且不产生所谓的数字垃圾，如何在“这一次”的表演中发现“每一次”的情境表现则是学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随后丁晓妮博士表达了同张建军博士进行与谈的荣幸，并结合自己所做研究中阐述了一些想法。丁晓妮博士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左联”倡导“文艺大众化”，他们希望以歌谣形式使诗歌通俗易懂，能够深入百姓大众，但是实践不太成功。通过张建军博士讲座的启发，丁晓妮博士认为除了社会阶层和职业、社交等范围的局限，“新诗群体”的诗人只看到书面记录的意义，却忽略了诗歌应该“活”在口头的实质，而这也是“文艺大众化”活动不能深入群众的原因。如今运用数字技术能够突破百年前文人的局限，并且现代研究更加注重除书面形式外的音声作用，所以我们能在歌谣等领域做更多的研究。丁晓妮博士也借此机会表达了同重庆工商大学民俗学教研团队一起突破文本极限的期望，并与孟令法博士、张建军博士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进行了简短交流。
孟令法博士对丁晓妮博士的与谈内容表示赞同，他以云南大学文学院张多副教授关于抖音上的神话研究为例，强调了对文献资料加以建档的重要性。孟令法博士以自身对“温州洞头‘中元普渡节’”“畲族史诗‘高皇歌’”等民俗事项的拍摄经历为例，表示现在口头传统数字化的建档模式值得深思。
在交流环节，一位听众向张建军博士提出在口头传统的记录过程中如何深入与叙事者互动的问题。对此，张建军博士回应到，通过对以往调研经历的总结，在收集口头传统音视频资料时，需要事先准备收音话筒等设备，根据表演形式作出合适的资料收集方式。在口头传统的记录过程中如何深入与叙事者的互动的议题上，张建军博士建议在进入田野前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理解一个文本或者问题，需要与叙事者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在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要做好准备工作和回顾工作，并坚持“刨根问底”的精神。另一位听众则问到，在对少数民族语言数字化保护中应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张建军博士建议如果是追求非捏造的传统，比如采录民族语言，可以去相对偏远农村地区寻找过去“原滋原味”的痕迹，但如果只是想进行客观记录，可以坦然面对这些时代现状——语言变化，因为只有真的数据才能探究真的问题。
通过本次讲座，张建军博士对口头传统从书面文本到数字记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和阐释，并对口头传统和信息技术的交融展开探讨和反思。于此，再次感谢张建军博士的精彩讲述和以及丁晓妮博士的倾情与谈，感谢参与本次讲座的校内外老师与同学的大力支持。
作者：卢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