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31日晚19：00，由重庆工商大学环球360游戏网站主办，环球360游戏网站社会学系承办的重庆工商大学青年民俗学者网络讲坛（第五季·总第二十二讲）“口头诗学与中国史诗学研究”第一讲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此次讲坛有幸邀请到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冯文开教授为我们主讲“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姚慧副研究员与谈，我院孟令法副教授主持，校内外9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
此次讲座冯文开博士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进行回顾：一是“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对域外史诗的引介”；二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对域外史诗的译介和研究”；三是“20世纪中叶中国史诗的发现及学科建设”；四是“21世纪新世纪史诗研究的发掘以及观念、范畴的转化”。通过以上四个中国史诗学研究阶段的回溯，展现了当代中国史诗学人立足本土并吸收外来优秀理论与方法，从而于百年中国史诗研究中产出了丰硕成果，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研究学派。
一、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对域外史诗的引介
冯文开教授首先对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对域外史诗的引介进行了介绍。他讲到，从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将域外史诗传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域外史诗的译介，再到20世纪中叶中国史诗的发现及学科建设，最后到21世纪新世纪史诗研究的发掘以及观念、范畴的转化，中国史诗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
关于史诗研究的著述已经蔚为大观，而在华传教士对域外史诗在华的传播具有筚路蓝缕的作用，是回溯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环节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据现有研究考证，最早对荷马及《荷马史诗》进行介绍的是在华传教士所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此文在清道光丁酉年（1837）正月刊登于《诗》刊，该篇目并非单纯介绍《荷马史诗》，而是将其与李白、杜甫的诗进行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人应知晓域外也有如李杜诗篇一样的优秀诗歌，并称《荷马史诗》为欧洲诗歌之魁，这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中西史诗比较的先河。
大规模介绍域外史诗的情形则要追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此时段在华传教士开始比较有规模的介绍域外史诗和西方古典诗学。如艾约瑟、伟烈亚力等就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近代综合性刊物《六合丛谈》上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和马传》等文章，他们在所著文章中将“荷马史诗”称为“诗史”，而其他传教士如丁韪良、高葆真等人则将“荷马史诗”称为“歌谣”“诗歌”，可见当时传教士对文类概念并未细致区分。上述传教士皆被冠以“西儒”之称，丁韪良就被评价为“西儒之魁杰，而于中学西学博涉深造，皆有心得。”此外，如艾约瑟于光绪十二年（1886）编译出版的《希腊志略》等书，则对梁启超等人的思想颇有启示意味，可见在华传教士在西方诗学及西方思想传播领域的广泛影响力。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内对域外文化翻译和研究的不断增多，在华传教士对域外史诗的传播开始逐渐式微。
二、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对域外史诗的译介和研究
随后，冯文开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对域外史诗的译介和研究进行了讲解。他提到20世纪早期中国较早对《荷马史诗》进行研究的学者是郭嵩涛，其于光绪元年（1875）出任驻英公使，又于光绪四年（1878）兼任驻法公使，其在光绪五年（1879）年向国内介绍了《荷马史诗》。从此开始，域外史诗传播的主体由在华传教士转为中国学人。周作人所著《欧洲文学史》不仅详细介绍了《荷马史诗》，还将西方史诗发展变迁的脉络勾勒出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则专列一章对《荷马史诗》作了评述，还对欧洲史诗、印度史诗等进行了介绍；茅盾在《世界文学名著杂谈》里述及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冯文开教授认为在域外史诗翻译领域做得较好的是傅东华，他于1929年将英译本《奥德赛》翻成中文，而另一位学者谢六逸用散文体语言将《伊利亚特》译入我国，而徐迟则于1947年据希腊文版译出《伊利亚特》。此外，苏曼殊、鲁迅、梁之盘等学者则专攻于印度史诗。
中国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开展过关于“史诗问题”（中国是否有史诗）的讨论。该讨论由王国维在1914年发起，鲁迅、胡适等大家皆参与了这个贯穿一个世纪的讨论，并由此分出两个派别。一派认为中国有史诗，一派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王国维、鲁迅认为中国文学没有史诗，胡适认为中国有“故事诗”但没有像《荷马史诗》一样的史诗；茅盾、陆侃如及冯沅君等人则认为中国有史诗，且后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史诗源于《诗经》。吴宓认为弹词便是中国史诗，郑振铎也对弹词持有相似观点。
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哈奴曼与孙悟空关系的讨论尤为激烈，而这便涉及对印度史诗的观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谈及《西游记》时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民间传说中江苏淮安水怪“吴支祁”。胡适在1923年所写《西游记考证》中认为，孙悟空有《罗摩衍那》之神猴哈奴曼的影子。此后，鲁迅在对各种说法的回应中，重申了“吴支祁”是孙悟空原型的说法，但也没有断然否定孙悟空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之神猴哈奴曼的说法。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也认为孙悟空有哈奴曼的影子。不过，至20世纪50年代，对孙悟空原型的争辩逐渐停息。
冯文开教授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玲重提哈奴曼与孙悟空关系的讨论，并认为孙悟空应为“国货”且与哈奴曼并无多大联系。然而，吴晓玲缺少论证“吴支祁”演变成“孙悟空”的历程。季羡林于1978年明确反对吴晓玲的观点，其在四篇文章中多次提及哈奴曼与孙悟空的联系。赵国华发现季羡林关于哈奴曼与孙悟空关系的推论缺少一个环节，即哈奴曼的故事先传到印度一本古书中，再传到《西游记》文本之中。至此，哈奴曼与孙悟空关系演进的脉络就更加清晰了，并以多种面向发展，而孙悟空本土说则基本上成为历史的尘埃，在90年代左右便鲜有人问津。
三、20世纪中叶中国史诗的发现及学科建设
冯文开教授谈到建国之前，即有部分学者对国内少数民族史诗展开研究，如1947年《新疆论丛》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末艾所翻译马卓里柯夫的文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序》；1942年《文艺阵地》第六卷第六期刊发了亚克《卡尔美克民族史诗：江加尔》；1947年《康导月刊》第六卷第九、十期刊发了任乃强《关于蛮三国》等。冯文开教授谈到，民国时期对“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早在清末民初，徐珂在其编撰的《清稗类钞》中便记载了格萨尔王史诗中的“降魔救妻”神话《蛮三旺》，即汉族人用三国演义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具有格萨尔王史诗内核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国内学界开始对中国史诗展开有组织、有规模的搜集。通过上述调研活动所得成果，拨正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并消解了民国时期提出的中国史诗问题，从而转变为对汉族是否存在史诗的问题上，继而延伸到对汉族战争诗与《荷马史诗》所共有之厌战观念的研究。冯文开教授以李白《战城南》中“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诗句为例阐明了中国诗人对待战争的中和态度。冯文开教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观做批评方法，立足于人民性作分析。这一时期发表的《格萨尔序言》一文便是利用马克思文艺理论来挖掘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人民性的代表作，而其也修正了学界轻视史诗或者民间文学的态度。对此，刘魁立在《民间文学研究四十年》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史诗等民间文学的历史性扭转了学界认为民间文学难登大雅之堂的错误看法。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以及研究迎来蓬勃生机和难得机遇。巴·布林贝赫在掌握丰富蒙古英雄史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地文本精读，并立足本土史诗特征的同时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写出了《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与巴·布林贝赫诗学方向不同，仁钦道尔吉则以类型学方向为主。郎樱所著《〈玛纳斯〉论》，涉及柯尔克孜族史诗的产生年代、主题、艺术特色以及美学特征等，并把《玛纳斯》作为一种活形态的史诗，以歌手以及听众的角度分析其传承的规律。此外，杨恩洪和刘亚虎等学者皆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前者为藏族史诗，后者为南方少数民族史诗）重要文本及其形态、优秀歌手及主要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陈述。
四、21世纪新世纪史诗研究的发掘以及观念、范畴的转化
进入新时代后，史诗研究范式产生了转换。冯文开教授认为该转换应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戈金发表的关于中亚史诗的文章。而朝戈金、尹虎彬及巴莫曲布嫫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国史诗研究的书面范式及其结论展开理论反思，意图纠正将中国史诗作为书面文学并展开文学和历史阐释的学术路式。他们主张让史诗研究走出原有的书面范式路线，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来消解史诗研究面临的学科危机。立足本土史诗传统寻找新的自我定位、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高度以求新突破，故而口头范式研究成为当前史诗研究的共同话题。上述学者推动中国史诗研究学术转型的实现以及中国学人口头诗学本土化的实践，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研究根基。
中国史诗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学术格局及内在理论逐渐清晰起来，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诗学研究前行，因而“中国史诗学派”也正在形成。中国史诗研究一方面立足于本土，一方面吸收外来理与方法。冯文开教授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人都能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不忘民族之地位，对口头诗学的吸纳和本土化转化，创造性解决本土问题乃至中国问题。这些研究历史和研究路径揭示了中国史诗研究应该具有本土性和活态性的特质。换言之，在借鉴国际诗学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语境和实践，创新性地将中国史诗研究理论与方法融合与运用，以便更好解决中国史诗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推动原创史诗研究，扩大中国史诗研究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诗学派的兴起。
五、互动与总结
在互动与总结环节，孟令法博士首先对冯文开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由衷感谢，总结了冯文开教授的研究内容并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认为中国史诗研究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从外界引入到自我探索，再将理论与方法融入到我们自身学科的发展领域中，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不管是对域外史诗的介绍，还是针对我国是否有史诗、以及哈奴曼和孙悟空是否有关联的争论，都体现了这一点。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少数民族史诗的收集与整理，在证明我国是有史诗之后，又转向于汉族有无史诗等的辨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诸多学者对本土史诗的研究成果，则为我们后辈奠定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借鉴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形成了以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为代表的史诗学家群，他们独创了诸如“全观诗学”“五个在场”等理论范式，而很多青年学者则立足新视野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高荷红“书写型传承人”、朱刚“交流民族志”、姚慧“史诗音乐范式”等，从而形成中国史诗学派的新样态。
随后，姚慧副研究员进行了与谈。她立足自身跨学科的背景发表了相关感想，并结合对冯文开教授相关论文的阅读体验就讲座内容进行补充。姚慧副研究员认为，以往的学科学术史很多时候是在政策方针的变迁中来谈学科的发展，但是通过聆听冯文开教授的讲座以及阅读其学术论文所形成的印象，发现冯文开教授没有受到常用思路的束缚，而是另辟蹊径进行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冯文开教授的学术史梳理十分清晰，逻辑严密，整个学科的演进过程包括最核心的要素都捕捉地十分到位。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并不容易，年轻学者的研究很容易变成材料的堆砌，但是冯文开教授的研究可以成为一个优秀范例。姚慧副研究员认为冯文开教授的学术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能兼备历史和共识、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角；二是对研究者的关注；三是从史诗学入手对中西关系建构极具反思力。此外，姚慧副研究员从史诗音乐角度对冯文开教授的史诗学研究作了补充，认为史诗音乐研究相对冷门，但近年来仍有一定学术产出，并举列了部分重要成果。姚慧副研究员最后强调了学术资料反哺问题，即史诗文本出版物和史诗演述录音录像在回返民间后，成为年轻（新）歌手的重要学习渠道。
在交流环节，上海大学邵文苑博士首先对能听到冯文开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荣幸，她认为此次讲座内容十分丰富，专业性很强，诸多地方值得学习，同时提出了有关史诗与图像关系的问题，即彝族溯源史诗图像是否受到过佛教影响。对此，孟令法副教授回应到，彝族支系繁多需要明确族群系别，而图像研究需要确定文本方位，其人物形象和指称的口头传统在文本中的位置都需要仔细确认。孟令法副教授结合自身对畲族的研究，认为图像研究需要把握所在族群的信俗表现形式，另外可以从图像中人物服饰、乐器摆设等方面进行探索。
通过本次讲座，冯文开教授对中国史诗研究百年学术史进行了回顾，梳理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基本脉络，并提出了史诗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令人受益匪浅。在此，再次对冯文开教授的精彩讲述致以诚挚谢意，同时感谢校内外学者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